欧阳修归隐情结生发的根本原因性情所趋,本

李巍在《中国隐逸文化论》一书中，提出了自己对于古代隐逸文化产生的见解，认为其产生实质上植根于人们心中的自然属性，也就是人们对于远离世俗名利、脱逃官场纷争、回归山水田园的原始的、固有的渴望。

这在欧阳修笔下，被形容为一种夙志或夙愿，如卸任西京留守推官时所言“夙志在一壑，兹焉将荷锄”（《罢官后初还襄城述怀十韵》），任翰林学士时所说“怏怏于此，素志都违”（《与王文公书二》），任枢密副使时所言“一偿素志于江湖之上。”（《与王懿敏公书八》）

欧阳修的这种夙愿正是由于受了北宋客观的社会思想背景和文化风气影响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自身性格上的“闲适”与追求山水田园的“本心”，这正是他选择归隐的根本原因。

一、三教并用的文化背景与隐逸风气

中国古代的传统哲学思想一直被认为是滋养了归隐文化的源泉，以孔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和“贤者辟世，其次辟地”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与老庄“不以天下害其生”“逍遥游”为代表的道家思想被认为是隐逸之风赖以生存的首要思想基础，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杨朝云《中国隐逸文化史》等都提到了这一点。

而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其思想也被认为对隐逸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孙适民、陈代湘《中国隐逸文化》就提出儒释道并存的社会思想，与隐逸之风的形成有很大关系，持相似观点的还有关黑拽《佛教文化对中国古代隐逸文化的渗透》等。

而北宋时期三教并用、儒释道兼济的社会思潮更加明显，正如宋史专家漆侠所言:“宋学是在儒家思想同佛道两家思想既互相排斥、冲突和斗争，又互相作用、影响和渗透之下的一个产物。”

三教并用的整体背景，对于宋人的人生哲学与人格境界的修炼与形成，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如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中所言，到了北宋,儒释道合一的生命哲学才真正内化为一种人心和诗心的自觉，

“儒释道杂糅的思想……成为一种内在的人格修养境界,一种心灵的自觉契合,由感官愉悦而至心灵领悟,进而至于理性的直觉；由物质追求、向外开拓转向精神满足、向内退避。”由此，宋代隐风盛行，隐对于其他人群而言的神秘感与界限感也大大减弱，映入到世人的眼里、心里。

对于僧道群体而言，他们较以往朝代中的“带有更多的士的色彩……在思想和行动上,也力求隐士化”，而对于仕宦人群的影响更为明显，隐风在这群人中广为传播，很多官吏都过着隐士般的生活，或在仕宦生活中体会恬淡与超脱的归隐志趣。

宋代专门设置了很多闲官散职,如增判三京留司御史台、提举宫观、国子监员、奉祠等,以优待老病不仕的士大夫。如李建中号“静君”，三次请求掌西京留司御史台，并在洛阳筑园,平日游山玩水、吟咏诗酒，以隐士自居；余靖奉祠居家,并说自己“颇得田园之乐,靡思轩冕之荣”，实质上无异于隐士。

宋代更有一大批随性为官、官同小隐的小官，如以小官之职闲卧高斋的张谷，官同小隐、以酒度日的夏侯彦，眷恋丘樊，遂至朝聘的王复等，以及意在山林、渴望归隐的高官，如“怀安石趣”的钱惟演、“有江湖杳然意”的晏殊、“事与心违始乞身”的杜衍等。

二、欧阳修的双重性格与三层“本心”

在这种社会背景与思潮风气的浸染下，欧阳修形成了与锐意进取、报国立业的入仕性格相对的，恬淡脱俗、意在山林的闲适性格。欧阳修之子欧阳发便在《先公事迹》中描述了他的这种双重性格，一方面“为人天性刚劲……正身特立,不少屈夺”。

但在刚劲正直、襟怀洞然、身怀大义的同时，他又不慕名利、恬静为尚，“务以镇静为本,不求声誉。”这种对外、对家国社会的热情血性和正义感，与对内、对自我生活的清静无为和闲适感，是构成欧阳修性格人品中的两端。

正如阮忠《欧阳修散文的性情表达及其人格蕴含》中所言，欧阳修喜爱山林,经常流离于世俗之外，在人格内涵上有一种闲适性情，这种闲适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仕宦生活的不得已，二是对于闲适的自觉追求，因此在政治失意时往往能够保持沉静、乐观面对，将内心忧患转化为寄情山水的安乐。

而在自觉地贪图闲适与恬静生活之时，便排斥功名利禄，选择了自我隐退,这是他闲适性情的自然发展。因此从总体上来看，“看他散文的闲适和隐士情怀不足为奇”，其性格中本就具有“隐士的操守”。

其实细观欧阳修对于自我“本性”与“本心”的表述，可以发现，其“闲适”性情即是欧阳修自觉认知到的“本性”，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求禄而仕，以全私愿；嗜爱山林，不喜朝市；性本疏放，轻于进退。

首先在入仕的初衷上，欧阳修多次表明自己是求禄而仕，相比较于积极入仕、建功立业的热情，在他笔下重视物质条件、想要全己私心的意愿更加明显。

正如子路所言：“家贫亲老，不择禄而仕”，宋代士人一方面是为了实现社会价值而勇于仕进，另一方面也有对于家庭生计之需的考虑，比如秦观虽然出身耕读世家，父辈皆有官职，家族经济条件已经很好，对于自己渴望入仕的解释仍然有“聚族四十口，食不足”和“迫于衣食”。

这种为了奉禄而勇于求仕的心情在出身贫寒的文人身上尤为强烈，陈师道家贫无力养亲，入仕前不得不长期让妻儿寄食外家，造成举家分离的局面，其诗中多处表达了对此的痛苦与无奈，如《寄外舅郭大夫》《城南寓居》《别三子》等。

因此他多次直言自己对于仕进的现实考虑：“士穷须禄食”，并认为仕禄远比功名重要，“贫为一饱谋，折腰真耐辱”，还认为黄庭坚也是如此，“黄公轻千盛，尚爱五斗禄”。

而欧阳修自小无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寄食于叔父家，靠母亲画荻教子获得诗书启蒙，因此对于入仕求禄以养亲的愿望非常强烈，这是其入仕初衷：少孤贫。贪禄仕以养亲。

然后在嗜好上，欧阳修喜爱山水田园，厌恶世俗与朝市之喧。爱山、惜山之情是欧阳修经常付诸笔下。任西京留守推官时虽常常游山玩水还要在岩下种桂树，慰藉自己的爱山之情、幽谷之趣：“为怀山中趣，爱此岩下绿”（《谢人寄双桂树子》）。

知颍州时借檐前所列假山，寄托结伴访山、悠然待老的山林雅趣：“自可结幽侣，披云老溪岩”（《和徐生假山》）；老年知青州时慨叹自己终于抽空得闲、可观群山：“偷得青州一岁闲，四时终日面孱颜”，并直言自己的爱山之情“须知我是爱山者，无一诗中不说山。”（《留题南楼二绝·其一》）

他还经常怀山、念山、遍访各大名山，这贯穿其人生起伏、青年入老的全阶段。景祐元年任西京留守推官卸任时见家乡之山而欣然思归：“路尽见家山，欣然望吾庐”（《罢官后初还襄城述怀十韵》）。

康定二年任馆阁校勘时送别友人，向往庐山：“吾闻庐山久，欲往世俗拘”（《作送县颖归庐山》）；治平年间任参知政事时艳羡友人结庐南山：“我嗟缰锁若牵拘，久羡南山去结庐”（《送刘虚白二首·其一》）。

而欧阳修之所以爱山，实质上因为在山林田园中投射了自己的恬淡闲情之意，寄托了自己本属山林、不合世俗的本性。他在《思二亭送光禄谢寺丞归滁阳》中说自己天性适于山林，步入仕途只是偶然；但因君恩深重，山林仕途皆成两难；被排斥贬谪之事则使自己认清现实，及时止损；终于得以成全自己放下负担、享受山林的心愿。

他还经常以山林禽鸟自比，侧面烘托自己意在山林、难容于世的艰难处境，在与友人游历香山时如猿归山，惬意不已：“自兹惬所适，便若投山猿”（《书怀感事寄梅圣俞》）；送友人回归南山时感叹自己“我嗟缰锁若牵拘……偶然章服裹猿狙”（《送刘虚白二首（其一）》）。

最后是在性格上，欧阳修性情疏放、不拘小节、看轻进退穷达之事。在天圣九年所作的《七绝七首·自叙》中，他对自我性格与为官感想做了一个总评：余本漫浪者，兹亦漫为官。胡然类鸱夷，托载随车辕？时士不俯眉，默默谁与言？赖有洛中俊，日许相跻攀。饮德醉醇酹，袭馨佩春兰。平时罢军檄，文酒聊相欢。

说自己本是浪漫闲散之人，有弃相散财的范蠡般的性格与经历，然而无人可言，唯有与同任洛阳的青年才俊们赋诗饮酒、佩兰饮德才能得到慰藉，其性格中的疏放闲散可见一斑。

景祐元年（）回京后，他在《书怀感事寄梅圣俞》中再次描述与感怀了洛中友人们的性格志趣与取号之意，其中谢绛好风骨、尹洙心磊落、王复事闲远、张先似秃翁，而自己由于年少“惟予号达老，醉必如张颠。”

通过他对洛中时期取号之事的上心，可以明显看出欧阳修疏放不羁、散漫脱俗的性格作风，而这也是他推崇与向往的理想人格。初入仕途，本该积极表现、一心进取，欧阳修却行为风流，作风疏放，毫无仕宦人群的循规蹈矩、按部就班。

而在年岁渐长，历经仕宦风波后的几十年中，他虽然有所收敛，但骨子里的不附世俗、轻视名利、看淡穷达还是一如既往，庆历二年（）权同知太常礼院时以穷达之理劝解张唐民：“高世则难合，违俗则多穷，亦其势然也”。

对于士人来讲最重要的便是尽人事而已，“废则虽天所赋予，其贤亦困于时”，因此必须精通《周易》《否》《泰》等学说，那么便可知晓自古贤圣穷达皆是祸福相依，不足为怪。（《送张唐民归青州序》）

三、总结

综上所述，欧阳修归隐意愿的形成与最终致仕归隐的选择实质上是自己本心与本性的自然发展，正如其在《绪思颍诗序》中所言，优游于琴酒渔樵、趁着韶华及时行乐，“此盖余之本志也”。

这种本性可分为三个层面，在入仕初衷上求禄而仕，以全私愿；在喜恶偏好上嗜爱山林，不喜朝市；在个人性格上性本疏放，轻于进退。正因为有了这种偏好于山林、自我与自由的本性，他才会在官场仕途中不断反省感悟，最终抽身而退，并自嘲幸不讥其践言之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