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花鸟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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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宋是古代花鸟画的变革时期与鼎盛时期，几乎有与山水画并驾齐驱之势。那时的宫廷装饰追求华美，花鸟画的华丽风格正好与这种需求完美匹配。而在宫廷之外，上流社会的人们同样需要这些画作来装点自己的生活，因而促进了花鸟画的发展和活跃。如此一来，便涌现出大量绘画名家，仅见于文献记载的就达一百余人，如北宋之黄居寀、赵昌、易元吉、崔白、昊元瑜、马贲，南宋之李安忠、林椿、李迪、毛松、毛益等，这些人在艺术上各有造诣。精密不苟的工笔花鸟画攀上新的高峰，水墨写意也开始发展，两宋文人画家文同、杨无咎、赵孟坚及僧人法常都曾贡献了非常精彩的画作。宋人花鸟不仅形象精微传神，而且充满了对生活的热情与理想，把自然与人相联系，创造出大量不同风格的优秀作品。

黄居寀《芦雁图》

　　花鸟画最早源于唐朝的“折枝花”，宋人将“折枝花鸟”继承并发展，创造了明显的程式化构图形式。宋人穷理、格物致知的精神与文化特征促成了北宋时期花鸟画的成熟。此时的绘画风格中，既有以徐熙为代表的“徐熙野逸”，又有以黄筌为代表的“黄家富贵”。整个宋代的花鸟画坛，基本上是在徐、黄二体互相竞争、此消彼长的情况下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

黄居寀《芦雁图》

　　黄居寀继承了黄筌画派的秾丽画风，乾德年间成为画院待诏，得到太宗的优待。他的画法虽然继承了父亲黄筌的勾勒填彩，风致富丽，但他所作的山水怪石，远超黄筌。因此，他的画法成为当时画院中的标准，“教艺者，每视黄氏体制，以为优劣去取”。黄筌的花鸟画，用墨线勾勒，尚少妩媚之迹，未染画院习气；到了黄居寀，驯习于宫廷富贵，风格精致，院体花鸟派至此大成。由于更适合宫廷的需求，黄荃画派为宋代宫廷所喜，由是上行下效，成为北宋“院体”花鸟画的主流，几乎统治画坛一百年之久，而徐熙的花鸟画则在画院里受到冷落。

徐崇嗣《海棠蝴蝶》

　　徐熙之孙徐崇嗣传其清淡野逸之祖风，创造新意，不华不墨，以丹铅叠色渍染，开始用一种纯以色彩塑造形象的方法去表现对象。世人因其无笔墨骨气，称之为“没骨画法”。当时徐、黄两大派，一派发展于院内，一派鸣高于院外，春兰秋菊，各擅芬芳。当时学花鸟的画家，不入于黄，即入于徐。因此花鸟虽无宗派之分，实际上可以称徐熙画派为花鸟画之南宗，称黄荃画派为花鸟画之北宗。

崔白《寒雀图卷》

　　之后，赵昌、易元吉等画家相继出现，致使北宋画院出现了画花鸟“不见墨迹，生意盎然”的气象。如赵昌，他虽常于朝霞未尽之时，徘徊花圃，调色作画，却敷彩极浓，不见笔墨痕，大有“逼真”之感；而崔白的花鸟画出现后，徐熙野逸一派则真正进入了画院，打破了延续已久的黄家画风，并一直影响了整个南宋。在宋画中，除了富贵重彩和野逸水墨二体兼容并蓄外，宋徽宗赵佶的花鸟画也是举世公认的。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北宋中期逐渐形成了一股文人绘画的潮流，主要画家有文同、苏轼、杨无咎、赵孟坚等，他们对“墨戏”与“写意”的美学追求对日后的绘画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赵佶《白梅翠禽图》

赵佶《桃鸠图》

　　如果从画幅上来观察宋代花鸟画，北宋的花鸟画主要以山石、花草、禽鸟俱全的表现宫苑景致的大幅卷轴画为主流，而南宋则以表现折枝和局部花鸟的扇面、册页和灯片小品为主流。这些小品虽气势大不如前，而且往往在画面的边角做文章，但其特点却十分突出，多注重特定场合和瞬间的意境和情态的表现，形成笔墨精妙、手法多样的风格，给人以清新优雅之感。因此，南宋花鸟画虽不及北宋兴旺，然而也有李迪、李安忠、林椿、梁楷、牧溪等一些优秀画家涌现。

李安忠《竹鸠图》

李嵩《花篮图》

　　从主题上看，以花卉和禽鸟为主题的花鸟画最为常见。一年四季、天南海北、蓄养野生的花木、翎毛、鱼藻、草虫，几乎无所不包。如当时名家李安忠，工画花鸟走兽，尤长于描绘鹰鹘猛禽捕捉鸠鸽、弱兔之类的题材；李嵩擅长绘画各种花卉，在其代表作《花篮图》中，竹篮编织精巧，里面放满了秋葵、栀子、百合、广玉兰、石榴等各色鲜花；吴炳的《出水芙蓉图》中，一朵盛开的荷花充满画面，娇艳优美，清沁动人；陈居中的作品对于动物写生一类的题材表现十分突出，具有吉祥寓意的《四羊图》册页是其代表作。还有不少佚名画家的作品《白头丛竹图》《写生草虫图》《蓼龟图》《群鱼戏藻图》等涉猎了花鸟草虫的方方面面。宋人花鸟画的形制多样，有大幅作品，但更多的是一些长宽不足盈尺的方、圆篇幅。有纨扇的扇面，有屏风小图和册页斗方等。由于篇幅较小，所以取景比较单纯，描绘的多是一花一草、一虫一鸟，或是庭院的一角，或是折枝一丛的景色。作品倾情于对物象局部的细腻刻画，注重的是细节与意韵的表达。这些幅面虽小，却很凝练。许多作品因为只截取物象一个极小部分，所以它是局部，但作为艺术品，它又是整体，往往以小见大，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

吴炳《出水芙蓉图》

陈居中《四羊图》

　　总的来说，宋代花鸟画给人们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对物象精致细微的描绘。对于当时的画家来说，观察自然、体察生活是一种风尚，而他们的绘画态度又极认真，决不掉以轻心，草率从事，所以出现在画家笔下的花鸟形象，无不栩栩如生。精致细微是北宋的传统风格，到宋徽宗赵佶统治时期，又在传统基础上更加精微深刻，其“精工”程度达到了难以复加的地步。《画继》记述赵佶对自然物态观察之细致，说他不厌其烦地去考究诸如“孔雀升高必先举左”，月季“四时、朝暮，花、芯、叶皆不同”等等。这种严谨的观察与格物的态度把中国花鸟画的艺术水准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文同《墨竹图》

苏轼《枯木竹石图》

　　而相对于引领时风的“院体画”“宫廷画”的工细、精巧、凝练，以苏轼、文同、杨无咎等为代表的“文人画家”则更注重观念和情感的表达，强调主观个性的自我表现，多借物来传达自己的性情和志趣。他们更注重自身的文化修养和作品的格调品位，往往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着力于追求物人合一、畅神达意的审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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